（歙砚砚台店）砚台简史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照此说法，砚在“笔墨纸砚”的排次中位居殿军，但从实际上来说，它却居领衔地位，因此才有了“文房四宝砚为首”的说法。

砚之所以在实际上成了文房四宝之首，主要是由于它质地坚实，翰墨阁砚台能传之百代的缘故。

古代并没有特制的砚，凡是可以研墨的东西，如石块、蚌壳、瓦片、砖头之类都可以作砚使用。后来有了石制的砚，所以砚字从“石”旁。又因砚是从“研”的意义生出来的，字音相同，所以用“见”作音符。汉刘熙《释名》解释“砚”字，说：“砚，研也，研墨以和儒也。”许慎《说文》说：“砚，石滑也。”“滑”字训作“利”字意，亦与研、磨同义。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进一步清楚地解说道：“字之本义，谓石滑不涩。今人研磨者曰：砚。”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砚解释为研磨的工具。

砚又叫砚瓦，现在北方有的地方还保留这种叫法，可能是因其形凹下像瓦，端砚砚台也可能是因为有的是陶制得名。北京人叫砚台，是因为形状像台。现在“砚台”已成了砚在全国的通称。

砚究竟起于何时，仍无无明确的结论。“砚与文字同兴，予黄帝之代也”。《文房四谱》上说：“从前黄帝得玉一纽，将其治成墨海，并在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砚’。”澄泥砚砚台这也许就是最早的砚和它的铭。又有人根据山东曲阜孔庙的石砚，说是孔子用过的，甚至说孔子是砚的创始人。

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远在新石器时期，原始氏族社会已有彩绘陶器，利用黑红两色或其它色彩，绘出多种多样的花纹，颜料颜色已经极为细腻。以理推之，说明那时已有研磨颜料的工具。

西安半坡出土的“彩绘研磨器”，多数学者认为是砚的起始，至今当有六千年历史了。不过，这种“砚”只不过是砚的雏形罢了。

从殷墟发现的甲骨刻辞来看，除刻字以外，还有用毛笔朱书或墨书的。有的甲骨上还残留着朱书、墨书的痕迹。那么朱和墨的研磨也是一定有工具的。大概在殷商初期，笔墨砚始粗见雏形。刚开始时以笔直接蘸石墨写字，后来因为不方便，无法写大字，人类便想到了可先在坚硬东西上研磨成汁。殷商时青铜器已十分发达，且陶石随手可得，砚乃随着墨的使用而遂渐成形了。

目前所见最早的古砚是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一方战国墨砚。砚和研墨石都是用鹅卵石的原形打磨制成的。砚和研石上面都有使用的痕迹和墨迹。不过，那时的墨为天然矿石，因而砚还需用研棒辅助，才能将墨磨至细。这段时期内，我们的先祖对砚的形制、品质进行了不懈的改进，除一般石砚外，还出现了陶砚、铜砚、漆砚等。

目前所知，直到汉代发明了以松烟为主的人工手捏墨，可以直接在砚上研磨，故不需再借助磨杵或研石研磨天然或半天然墨了。如此看来，磨杵或研石经过史前及夏商周共三千多年的漫长跋涉，才逐渐消隐，尽管今天已不为所用，但其为传播文化立下的功绩仍不可没。

解放以后，各地不断发现汉代的砚，说明汉代已普遍使用砚了。1955年在洛阳一汉墓中发现汉石砚，为圆形三足，同时并发现一研石放在砚上。1956年安徽太和县多处发现汉圆形三足石砚。而此种圆形石砚，亦见于汉墓壁画中。由此可以得一概念，西汉末至东汉石砚，多为圆形、三足、平面、有盖，并有简单的刻划花纹。

汉代的砚，大多以石制成，也有陶制的。石砚用圆而扁、或长而方的石料磨制而成，都附有研墨的石。有些石砚三足，有盖，刻有花纹。陶砚有圆形、三足、带盖的，有山形和龟形的。

东汉有一种兽形鎏（音留）金的铜砚盒，砚盖作兽身形，砚面部分为石片镶成，兽身通体鎏金，还镶嵌着各种宝石、红珊瑚等，制作精巧，极为美观，为汉砚中的珍品。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除继承汉代石砚、陶砚外，由于瓷业的渐兴，故多制瓷砚。有一种青瓷三熊足砚，圆形，内周有水槽，砚心平坦，砚上有盖，砚盘下以三熊足支撑。

到了隋唐，砚的取材种类及形状更为多样化。石砚、陶砚多为箕形，后部有二足，此二足有安在后部两角者，有与两角有一定的距离者。砚面呈箕形，与米芾《砚史》所说“有如风字两足者”正相合。此种陶砚在隋唐之际乃为通行的砚台。陶瓷砚除三足圆形外，尚有多足的辟雍砚，圆拱如壁，四周有水槽可以盛水，取教化流行之意。这一时期，瓷砚的胎土变成了白色，出现了涂有灰、黄、绿、三彩釉的瓷砚。

五代南唐时宫廷对制砚特别重视，命人采掘歙州石，用以制作南唐官砚。还专在歙州设置制砚官，提高了制砚的地位。自此始，歙砚名扬天下。

石砚的发展于唐宋时代达到一个高峰。唐代石砚，已经开始讲究石材。山东青州的红丝石，广东高要县的端石，江西婺源县的歙石和甘肃卓尼县的洮河石，已被用来制砚，生产了著名的红丝砚、端砚、歙砚、洮河砚。柳公权《论砚》中说：“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及好事者用未央宫铜雀台瓦，然皆不及端，而歙次之。”

此外，澄泥砚在唐代也开始制作，最初出于山西绛州。据说用绢袋装上汾水河泥加以漂洗淘澄得出细泥烧制而成。唐三彩砚也开始烧制，多为小型，制作精美。有人以为或系官闺画眉之用。

宋代，士人更重石砚，尤其对端砚、歙砚爱之。宋代书法家蔡襄及诗人梅圣俞等也都写过《咏龙尾砚诗》》。达官贵人、文人学土尤讲求端、歙、洮等石，当时石砚的主要式样为“抄手砚”，将砚背部分挖空，便于挪移，既轻且稳。陶砚逐渐被石砚所替代，但澄泥砚仍有发展。

宋砚朴素大方，实用雅观。宋米芾所作《砚史》，实即为砚石谱。其中仅有二三处讲到陶砚，可见此时箕形灰陶砚已日趋没落，而端歙两地所产砚石之美，凡文豪和书画名家无不喜爱。

宋代使用的石砚，多是就地取材，雕工亦不甚讲求，形式多种多样。石材制成的砚，己为诗人所珍视。米芾《砚史》备列晋砚、唐砚以至宋砚的各种形制，而于端、歙两石记载尤详。芾本善书，凡石之优劣，皆亲自试验，故所论都很精确。这时的砚台以实用为主，形状多为“凤”字形及“箕”形。

元代以蒙古族入主中国，本不重文事，惟对于砚石一事亦知所宝，于端歙各处设把总一员，守兵若干专司守坑，律盗坑石比窃盗论罪，故砚在元代未有多大发展，但客观上却保护了砚石资源没有受到大的毁损。

元代雕砚风格比较粗犷、浑朴自然。

明初时开砚禁，定制未周，且以宦官当权，贿赂成风。开采时，质量之佳者、纹理之美者尽流入阉寺权要之手。禁采时，居民竞相盗采。端溪石中唐代开采的龙岩，宋代开采的上、中、下岩已不可用，又在水岩开采，分为大西洞、小西洞、正洞和东洞四个洞。由于在水下，非冬季浅水时不能开采。来时先抽水，洞小水寒，工人裸身在水内凿石，虽是盗采，亦至为辛苦。明末盗掘之风更甚，民盗不已，又继以官盗。

明代的砚端庄厚重，纹饰也较古朴。除仍以端、歙石砚为人所宝重外，澄泥砚、瓷砚、漆砚、铜砚也有制作。另外，还有用木、铁作砚的。并且在砚上雕刻诗句、铭文，成为风气。这些砚的制作，逐渐出现了脱离实用，走向工艺美术品的趋势。

由此，砚台分为实用砚和赏玩砚。当然，也有一部分砚台既可使用又可把玩。

明清时，端、歙更加讲求石质，雕刻花纹、造型式样等日渐丰富，并在砚上镌刻名人诗词、题识，同时也追求外装砚匣的装璜考究和华丽美观。当时还出现了许多制砚名手，有顾二娘、王岫筠、汪复庆等。雕刻艺术上追求自然，出现了随形砚式，因材制砚，形式多样，至使明代砚从使用价值转化为艺术价值，达官贵人的附庸风雅、收藏砚台的风气大为流行。文人、士大夫、艺术家的直接参与，亲自选材，亲自设计和制作，也大大提高了砚石的质地与装饰。

清初三藩作乱，砚坑禁驰，易采之石均为当地百姓剥取殆尽。乾隆朝重新整理，并大肆开伐，凡以前不易得、不能得之端石，均设法加以挖掘出来。故乾隆朝所产的端砚质地、花纹，均优于以前任何一朝。清末张之洞总督两广，又行采取，所获既多，且为大件。

清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砚台的材料更加丰富多样，有端石、歙石、洮河石、澄泥、红丝石、砣矶石、菊花石，此外还有玉砚、玉杂石砚、漆沙砚、铁砚、瓷砚等，不下几十种材质。由于清代统治者重视始祖发祥地东北，所以在这时又大力推崇产于东北混同江的“松花石砚”，将其定为御砚。

清代砚的制作极注重雕刻，方法、题材同石雕、牙雕、玉雕也很类似。制砚工艺更为发达，砚材的品种，雕刻的技术，形式的精巧，以及砚匣的装璜，都有许多考究。但清代砚台同明代一样，有重美观而不问实用的倾向，成了供欣赏的装饰品。

特别是用一些不太发墨的材料如玉石、翡翠、水晶来制砚，美观性増强了，但实用性却大为降低。

在古代，由于砚台历来受文人雅士的喜爱，因而也就有了"石虚中"、"即墨侯"、" 万石君"、"石乡侯"、"铁面尚书"等别号。

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仍，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砚台的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不论规模和工艺水平，与明清颠峰时期相比都难以望其项背。

上世纪50年代，毛笔最终退出了它作为主要书写用具的历史舞台。受其影响，砚台的生产和收藏继续呈现低迷状态。文革之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砚台的生产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传统的工艺得以恢复和发展，各地诸多名坑重新开挖，新的坑口也陆续被发现，生产的规模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是，滥挖乱采、竭泽而渔的风气也一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幸的是，由于很多有识之士的呼吁和有些开明官员的重视，加上有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近年来这种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从以上简略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砚台的历史是悠久的，它从最初的研磨工具，逐步变为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宝”，因此可以说砚台的历史，也是我们历史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反映，它与每一时代风尚和生活、生产情况，都有关联。

简单地了解一下砚的发展历史，可以使我们增长有关知识，更加喜欢这一文房宝物，加入爱砚、藏砚、玩砚的队伍，从而陶冶情怀，益智健身，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加快走向富裕、民主、文明的步伐多做贡献。